中國日報網12月30日電(遠達)世界在變,人們的思想也在變化。《聯合早報》12月30日發表鄭永年專欄文章稱,近年來,亞洲地區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潮變化,概括地說,表現為三大方面,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、宗教思潮極端化和對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反思。
  首先是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思潮。這裡其實包括兩個過程。第一個過程是政治化的過程,而第二個過程則是激進化的過程。就政治化來說,儘管很多問題實質反映的是宗教、經濟、社會等方面的問題,例如收入分配差異、社會分化、經濟發展困境、就業不足、環境惡化等,但很多人希望通過政治化的途徑來解決。一旦遇到這些問題,社會的壓力一般上都是導向政府的。
  再者,一旦政治化,則往往導致激進化。泰國、柬埔寨、緬甸、香港、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接連出現的政治激進化問題,都有此類情況。但實際上,這類問題用政治化的方式是解決不了的。通過激進政治來求得問題的解決,在很多情況下只是一種幻想。例如,在全球化時代,問題的實質更多的是資本而非政府。經濟發展需要資本,而資本需要好的生存環境。如果一個社會單純強調分配,資本就很容易跑掉;但如果只強調資本的利益,百姓就會很不滿意,政府因此必須在“親商”和“親民”之間達成平衡。很可惜的是,本區域所有的社會運動,無一不是以民主化為目標的,無一不是針對政府的,希望通過政治的民主化來實現社會所希望的公正和正義。但針對政府的社會運動無一不是在弱化政府。一旦政府被弱化,就越沒有能力來達到資本和社會之間的平衡。
  更為嚴重的是,本區域的政治激進化的表現形式與西方也很不一樣。近年來,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,也出現了政治激進化運動,有些運動甚至也很暴力,但是大多社會運動的表現是有限度、有妥協的。而亞洲沒有妥協傳統,社會運動一般都堅持不懈,會持續很長時間。泰國很典型。並且,一旦發生社會運動,法治就失去了蹤影,因為社會運動往往以道德自居,任意破壞法律。一些地方以民主名義推展政治激進化,實際上是反民主的。在亞洲,社會運動非要自己贏了才算數,才算民主。把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與最近香港的占中運動作一個對比,就會很清楚。政府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這種惡性互動,最終導致政治的不進步,甚至倒退。例如,泰國的政治民主運動最後以軍人政變收場;走了一個輪迴,毫無進步。今天香港的情況也是這樣。
  其次是宗教激進化思潮的繼續崛起。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持續多年的宗教思想激進化。今天,宗教思想的激進化已經變成非常具挑戰性的全球問題。在中東,激進宗教思潮已導致無窮的政治衝突。失敗國家的形成或者政府越來越沒有治理能力,為極端宗教的崛起提供了機會。沒有人會相信中東的情況會很快好轉。隨著中東宗教激進思潮的崛起,這種局勢有可能延伸到本區域,尤其是那些治理能力不高的國家和地區。較之於其他地區,本區域的宗教本來具有溫和性質,但因為各種內外部因素,例如全球化、社交媒體、社會分化和收入差異巨大,很多年來宗教呈現出激進化的傾向。內部因素和外部影響的結合,有可能使得激進宗教運動變得難以控制。
  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弊端
  其三是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和對這一思潮的反思。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,過去一直深受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影響。日本過去被認為是亞洲模式的領導者,“四小龍”隨後。1980年代之後,日本按西方經濟模式來改革,但很不成功。今天,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安倍經濟學也已快走到盡頭了。其他一些經濟體,如香港和臺灣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,出現了嚴重的問題。新自由主義導致和惡化了“馬太效應”,即富者越富,窮者越窮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各個經濟體的政府就面臨無窮的壓力。在全球化時代,資本可以流動,但政府不可流動,社會運動的壓力自然指向政府,而非資本。
  幸運的是,亞洲很多經濟體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。GDP的增長對經濟和社會都很重要,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,就必須實現經濟和社會之間的相互平衡。日本和亞洲“四小龍”經濟曾經是最公平的經濟體,政府的合法性不僅來自於其推動經濟的能力,也來自於其實現基本社會公平的能力。現在,這些經濟體的收入差異越來越巨大,社會分化嚴重。如果這些經濟體不能改變這個情況,其統治合法性必然會受到挑戰。
  當然,貧富懸殊並非僅僅是亞洲現象,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。目前的貧富懸殊問題是由資本啟動的,始於上世紀80年代由資本推動的經濟全球化。資本創造了巨大財富,但財富主要流向把握資本的少數人,大多數人沒有從財富的創造中獲益,有些甚至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。正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·皮凱蒂在其著作《21世紀資本論》中所論證的,在全球化進程中勞動者只得到小頭,資本得到大頭,勞動者所得與資本所得完全不成比例。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大趨勢。
  從現在的情況看來,沒有任何有效的機制來阻止這種趨勢的繼續;並且現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政治的激進化運動。正如前面所說的,這些社會運動主要是反政府,而不是資本。其結果是,政府越弱,資本的權力就越大。資本、政府、社會三個權力之間需要達到均衡。但如何達到均衡呢?皮凱蒂認為,全世界政府要聯合起來。不過,如同馬克思當年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一樣,這個方法看似過於簡單和理想化。儘管經濟全球化了,但這個世界仍然處於主權國家的時代。如果人們不想放棄主權國家,每個國家都必須探討如何實現社會公平的問題;否則,各種激進化不可避免,社會變得更難以治理。
  經濟治理制度的反思,也已成為西方和本區域的一大思潮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,西方出現了對自身制度、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,其中對經濟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較多,人們試圖找到新的解決問題的辦法。在經濟思想層面,人們提出很多有效的建議,主要是要提升政府在全球化時代管制經濟活動,尤其是金融資本活動的能力。西方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,就是如何產生一個有效的強政府,來把這些思想轉化成政策和制度實踐。
 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,西方的大眾民主往往產生不了有效的政府。西方因此也開始從經濟的反思,轉向對政治的反思。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的著述中。福山過去一直認為,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,會取代和終結所有其他的“專制”政體,成為統治世界的唯一政體。不過,近年來福山深入反思西方民主,分析西方民主為什麼會導向無效政府。當然,這種反思是一個大趨勢,並不僅僅表現在福山的著述中。西方世界反思本身民主的文獻在迅速增加。實際上,把世界分成“民主”和“專制”本來就過於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。任何社會如果要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,都必須具備基本的政治秩序,而這樣一個秩序並非實現了西方式的民主就能保證的。在很多新興民主國家和地區,西方式民主很難提供一種穩定的政治秩序,來保證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營。不過,儘管亞洲一些民主政治已出現了很多問題,但總體上說亞洲的民主化仍然方興未艾。在對亞洲應當實行什麼形式的民主政治,缺少理論上的思考和實踐上的探索的情況下,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會繼續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付出很高的代價。  (原標題:外媒:激進運動不可取 - 中國頻道 - 中國日報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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